中越博弈中的小国因素:柬埔寨对中越关系走向恶化的特殊影响

1979年2月17日,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名为《是可忍,孰不可忍》的著名社论,同天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。但在此之前,越南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排华行动,中越关系不断走向恶化。

1977年,越南爆发了疯狂的排华事件,华侨的财富被劫掠一空,约有150万人死于此次暴行,众多交不起12两黄金的华侨或被直接枪杀,或被赶入大海,葬身鱼腹。

同年,越南在中越边境大量集结军队,频繁骚扰我国边境,不断向我国主权发起挑战,对我国人民安全形成了实质性的威胁。

1978年,黎笋以越共党中央名义作出了决议,将中国列为越南人民的头号敌人,而根据相关统计数据,该年越南非法入侵我国2000余次,制造流血事件1000余起,真正触碰了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的底线。

在频繁骚扰我国的同时,越南还对柬埔寨发起了侵略战争。1978年12月25日,越南集结了20余万大军入侵柬埔寨,不到半个月就占领了其首都金边,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柬埔寨的所有重要城镇。

1979年1月7日,在越南的扶持下,韩桑林出任“柬埔寨人民委员会”主席并组建政权,对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14年的统治。对于越南的侵略扩张行为,我国自然是坚决反对的。

由于越柬战争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发生时间极为接近,社会上一直存在“中国对越作战是‘围魏救赵’”的观点,虽然这是颠倒因果的谬论,但柬埔寨确实是中越博弈中不可忽视的小国因素,在中越关系走向恶化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特殊影响。

柬埔寨与越南有着深刻的历史矛盾。在历史上,柬埔寨曾建立过繁荣昌盛的高棉帝国,是中南半岛当之无愧的巨无霸,由于内部纷争、人口迁徙等各种因素,帝国逐渐走向了衰落,而其广袤肥沃的领土也不断被崛起的泰国和越南各自瓜分。

在法属殖民时期,柬埔寨、越南与老挝三国被合并为印度支那联邦,由于体量上的巨大差异,法国殖民统治者基本上采用了以越南为主的统治体系,这也导致越南人实质上成为了凌驾于柬埔寨及老挝之上的“二等公民”。

在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时期,越南人在内部的政治地位相对较高,一方面治所设于河内,另一方面老挝与柬埔寨的很多行政管理职位均由越南人担任。所以,柬埔寨与越南有着比较深刻的历史矛盾,柬埔寨一直面临着越南的蚕食威胁和政治渗透。

1953年11月9日,在西努哈克的努力争取下,柬埔寨实现了国家独立。在其主政期间,柬埔寨对内实行君主制下的社会主义政策,对外严守中立原则,使国家政局基本稳定,并能同时争取到冷战双方的经济援助。

然而,作为一个处于两大阵营交战前沿的小国,柬埔寨并没有始终保持中立的本钱。美国因怀疑“北越”借道柬埔寨进攻“南越”,所以对柬越边境展开轰炸,并强迫柬埔寨站队。

基于现实安全考量,西努哈克选择左转,因为相较于美国的威胁,触怒越南这个近邻的风险更大,在他看来,美国早晚要走,但越南会一直在。

当然,西努哈克也借机向越南提出了相应的领土主张和自主诉求,希望能够在划定国界时得到一定的实惠,并完全摆脱越南的干涉和影响。彼时“北越”并没有回绝空头支票的理由,但在统一后就不愿兑现承诺了,这也给越柬战争埋下了伏笔。

西努哈克的左转引发了国内的强烈不满,在美国支持下,朗诺于1970年发动政变,西努哈克被迫流亡中国寻求庇护和帮助。朗诺政权的上台,给红色高棉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,也给越南的进一步渗透带来了可乘之机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初,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下,印度支那成立,虽然其后几度更名,但越南、老挝与柬埔寨三个国家的革命运动在实质上直接统一于该党之下。

此外,柬埔寨和老挝都派代表参与了该党早期的代表大会,但两国基层组织的建立却要晚的多,直到1955年,柬埔寨才成立了公开组织“人民派”,并于1960年正式成立高棉劳动党。

然而直到1969年,该党仍未摆脱越南的控制和影响,因为其在彼时柬埔寨处于被政府军严厉打击的被动境地,只能在柬越边境寻求越南的庇护。

根据相关记载,波尔布特(时称桑洛沙)还曾因在柬埔寨发动武装斗争而受到越共书记黎笋的责备,黎笋要求他必须将越南利益置于首位,帮越南完成抗美大业后再进行柬埔寨的革命活动。

人在屋檐下,不得不低头,但在波尔布特的心中,对越南的防备和戒惧同样与日俱增。所以在合作抗美时期,红色高棉与越共依然各怀心思。

失去美国这个共敌后,1975年,两个取得成功的革命政权开始了全面对抗。双方的边境冲突不断升级,最终导致了战争爆发。

由于双方实力过于悬殊,越南很快取得了战争胜利,并扶植了傀儡政权,但柬埔寨的其他势力再度走到一起,组成了反抗越南的统一战线,两国的对抗并未全面终结。

从古代到现代,从同属法国殖民地到各自独立,从共同抗法到携手抗美,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,越南与柬埔寨都存在着极其深刻的矛盾。这种矛盾源于双方极不对称的体量和实力,源于越南对柬埔寨一贯的政治野心。

而对于柬埔寨这种小国而言,仅凭自身极难抵消其与越南在实力上的悬殊差异,想要保障国家的独立自主,只能诉诸其他外部势力的介入调停。

美国刚刚脱离越南战争泥沼,苏联又是越南坚定的支持者,陷于困境的柬埔寨只能把求助目光再次投向中国。

而此时中国与越南的种种矛盾不断爆发,中越博弈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,越南对柬埔寨的全面侵略成为最后一根稻草,使关系不断恶化的中越两国最终走向了战争。

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柬埔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越诉诸战争的进程,但绝不是中越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和主要因素!

中越关系走向恶化的历史背景及原因极为复杂。直至1975年,中越还是“同志加兄弟”的亲密关系,但到了1979年两国就直接兵戎相见,短短4年的时间,两国关系恶化如斯,实在是难以置信!

越南的大国野心是其中的重要因素,但将中越关系的恶化完全归咎于此是不够客观的,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越柬战争会成为中越诉诸战争的重要推手。

彼时世界各地都有战争爆发,比如西撒哈拉战争、沙巴战争、欧加登战争等等,哪场战争不是政治较量的延续?为何不见中国反应如此之大?

根本原因在于,越柬战争标志着作为苏联围堵中国重要力量的越南正在发展壮大,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放任敌对势力的野蛮生长,何况这个势力已经严重损害了我国的核心利益,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程度与日俱增。

在上世纪七十年代,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十分恶劣。中国的北面和西面都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威胁和安全挑战。西南方向的印度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,并在1962年刚刚爆发了战争,对中国同样存在敌视心理。

为了打破僵局,中美在共同威胁下开始接触,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面的封锁和遏制,从而获得了一定的战略腾转空间。

此外,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,我国的建设重心开始转向经济,这就要求我们的外部环境必须处在和平稳定状态,否则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节奏造成严重的干扰。

在如此严峻敏感的关键时刻,如果南面突然出现一个大体量的敌对势力,就完全超出了我们的容忍底线。

中越关系恶化的核心原因是两国利益诉求的分歧越来越大,并逐渐走向不可调和的境地。

中国一直不认同越南建立“大印度支那联邦”的政治野心,但若非越南不断对我国发起挑衅,在敌视我国道路上越走越偏,或许两国矛盾不至于通过战争方式解决。

早在1977年,时任越共总书记黎笋访华时就提出了“大印度支那联邦”的政治主张,但遭到了我国的严厉拒绝,他回国后就全面倒向苏联,开始将中国视为直接敌人。

不但撕毁了1958年的领土承诺,煽动国内排华情绪,还频频骚扰我国边境,甚至在1978年与苏联签订了《苏越友好合作条约》,正式成为苏联的军事同盟和围堵中国的重要棋子。在这种情况下,越南的体量越大、实力越强,对中国的威胁就越大。

彼时越南通过《友好合作条约》已经实质上完成了对老挝的控制,如果它再将柬埔寨完全消化,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,越柬战争爆发后,也快速打响。

在中越博弈过程中,柬埔寨作为小国因素所造成的影响,更像是中越矛盾积累至顶峰后的催化剂,而非博弈过程中的本来要素。

或言之,即便抛开柬埔寨的小国因素,只要越南甘愿充当苏联围堵压制中国的马前卒,那么中越博弈就不会停止,当矛盾积累至不可调和境地时,博弈形式依然存在演变为武力冲突的可能。

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,不过是加剧了博弈双方的意志较量,使中国不得不随之加大相应的力量投放,进而将政治博弈延续为军事对抗。

随着苏联的衰落和解体,越南失去了唯一的外部援助,已经无力维持两线作战,在外部制裁和穷兵赎武的双重作用下,经济停滞不前,国内民不聊生。在这种情况下,越共不得不进行战略调头,逐步撤出了在老挝和柬埔寨的驻军,越柬战争正式结束。

而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本就是一场程度有限的战争,我国的目的在于震慑和敲打,而非全面的压制和占领,所以在越南掉头后双方很快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。

虽然战争已经结束,但中越博弈尚未完全结束,而作为东盟之一的柬埔寨也将继续在博弈过程中发挥小国影响。

时过境迁,中国、越南与柬埔寨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也随之改变,在新时代新格局下,中越博弈的程度和范围也不断收缩,但尚未完全结束。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,主权法理毋庸置疑,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,东盟内的几个国家实质上强占了部分岛屿。

在这些国家中,越南一直比较“活跃”,为了维持岛屿占有现状,经常妄图引入美国等其他外部势力以搅乱南海局势,扩大国际影响。中国当然反对此种行径,一直致力于通过和平对话和政治谈判解决争议,共同维护区域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国际秩序。

柬埔寨与中国立场一致,坚决反对将南海问题国际化,在2012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时,将南海问题排除在东盟峰会议题之外,在2016年所谓“南海冲裁案”时力挺中国,认为南海问题应由相关国家自行解决,东盟不应介入其中。

事实上,这并非柬埔寨在中越博弈中有意偏袒中国,而是一个局外国家对所在区域政治环境有着自己的理解:和平发展才是时代主题,搅局行为不得人心。无论初心如何,柬埔寨对越南等国的不良企图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,为中越关系行进于正轨提供了一定的支持。

世事无常,在上世纪七十年代,柬埔寨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越关系的恶化进程,但在现代,柬埔寨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越关系的恶化倾向。在疫情肆虐的当下,每个国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,唯有通力合作才能携手共渡难关。

现实的利益纠纷或许无法立刻消除,但在“一带一路建设”和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的进程中,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分歧会逐渐通过发展和谈判不断弥合,最终实现全面的政治和解和共同发展。

在这些历史进程中,无论是中国,还是越南,抑或柬埔寨,都将在各自位置上发挥出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